《抱朴子·弭讼篇》，载其姑子刘士由之论，谓“末世举不修义，许而弗与，讼阋秽辱，烦塞官曹。今可使诸争婚者，未及同牢，皆听义绝，而倍还酒礼，归其币帛。其尝已再离者，一倍裨聘；其三绝者，再倍裨聘”。已则谓“责裨聘倍，贫者所惮，后所许者，或能富殖，助其裨聘，必所甘心，先家拱默，不得有言，血刃之祸，于是将起”。欲使“女氏受聘，即日报板，使时人署姓名于别板，必十人已上，以备远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婿家书，必手书一纸。若有变悔而证据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罚罪”。当时变悔者之多可见。
《晋书·刑法志》述贾充等定律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为正，不理私约，”盖亦以其纷纭变幻，不可胜理也。梁武帝时，富阳满璋之，为息觅婚。东海王源，嫁女与之。璋之下钱五万，以为聘礼。源先丧妇，又以所聘余直纳妾。中丞沈约奏弹之云：“自宋氏失御，礼教凋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娅沦杂，罔计厮庶；贩粥祖曾，以为贾道；明目腆颜，曾无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业可怀；栾、郤之家，前徽未远；既壮而室，窃资莫非皂隶；结褵以行，箕帚咸失其所；志士闻而伤心，耆老为之叹息。”可见贵族之贪利结昏，与庶民无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