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简单平等政体还是可以运转的。可以想见，一种或多或少的紧张关系存在于新的垄断与政治限制之间；存在于天才们提出的特权要求与差别原则的执行之间；还存在于执行代理人与民主宪法之间。但我怀疑困难会再现，在许多方面对个人特权唯一的及时救治将是国家主义，而逃脱国家主义的唯一方法将是个人特权。我们将动员权力来制约垄断，然后再寻找制约我们所动员起来的权力的方法。但不向占据战略地位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开放占有和利用重要社会物品的机会是不可能的。
这些困难都源自将垄断而非支配当作分配正义的中心问题。当然，理解哲学家们（和政治活动家们）为何将注意力集中于垄断并不困难。现代的分配斗争肇始于反抗贵族政治即贵族独自掌握土地、职务和荣誉的斗争。它似乎是一种特别恶劣的垄断，因为它建立在个人无法选择出身和血统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财产、权力和教育，这些——至少在原则上——人们能够争取到的东西之上。可以说，当男人或女人都成为出身和血统领域的小持有者时，他（她）实际上已赢得了一项重大胜利。与生俱来的特权再也不是一种支配性的善，从此以后，它的购买力就微乎其微，而财产、权力和教育则走上前台。但是就这些后来的物品而言，简单平等却根本不能靠它们得到维持，或者说，只有随着我刚才所描述的世事变迁，它才能够持久。在它们各自的领域内，其意义正如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这三种物品易于产生天然的垄断，而只有国家权力自身就是支配性的，并且被醉心于压制的官员所垄断时，这种天然垄断才能被抑制住。但我认为，会有另外一条道路通往另外一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