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条件下，马歇尔的估计立刻在道德上就显得令人反感，因为如果一个严重的错误估计发生了，它在整体上就要冒人性的风险。但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详细阐释道德反感，而同时没有尽可能公正地揭露驱使政府隐藏欺骗和暴力程度的力量，这对我来说是不充分的，而那些欺骗和暴力是使他们效忠于捍卫民族独立的事业。我始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我痛恨那种反对为打倒法西斯主义而进行军备重整的做法，因为这种反对只表达了一些英国社会主义者们的天真希望。那种政策对我来说好像是把道德等同于无知，而且这种等同将从根本上使政客们完全自由地抛弃道德。我总是不信任英国社会主义中的某种因素，这种因素可以被称为是素食者和天真者的因素。对战争刚刚结束后的政治的研究，首先使我思考道德中所被称赞的天真的美德与经验的不可拒绝的美德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分裂。试图获得理性一致的道德理论已经覆盖了这个裂口，而且整理者的图像已然变成了一种正统的学说，尽管它是与经验相矛盾的。本书就尝试把裂口和随之而来的矛盾情形黏合到一起，构成完整的观点，而且同时承认，这种目的在个人历史和哲学那里都有其根源。
我首先想到的是，温柔和正直之间的关系、私人生活中的美德、在政府中以及在公共事务中保持权力和影响的、看起来很必要的坚强和欺骗——马基雅维利的问题，这是自然的。我已经在我的文集《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简单的阐述。我希望如我所想的那样引起对现在道德理论浅薄的关注，这种道德理论回避了马基雅维利的挑战。大多数英美学者关于道德哲学的学术著作和文章有一种出自神话故事的品质，因为这些著作和文章中都缺少当代政治和过去政治的现实。可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都非常正确地认为，政府管理和权力使用中的美德与恶行总是构成了道德的非常重要的部分，或者至少构成了道德的一半内容，此时我们逐渐达到了对我们生活和时代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