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鲁迅之所以会与穆木天和解，也是和穆的性格、人品分不开的。如果穆木天确是个惯于挑拨是非、嘁嘁喳喳的小人，先生也就不可能与他和解。按鲁迅先生的说法，从1934年9月穆木天出狱，到1935年和“四条汉子”那次狭路相逢之前，鲁迅没有听到过有关胡风的什么坏话，在那次狭路相逢之后，“也不再听人说起”有关的事。可见穆木天并没有到处散布“谗言”，进行“挑拨”。而且，周扬等和鲁迅之间的隔阂，也绝不是某一个人能“挑拨”得起来的。实际上穆木天只是在刚出狱时与黄苗子见过一面，还设法向左联领导周扬汇报过一次自己在狱中的情况。此外没有向其他人谈过狱中之事。事实上穆木天出狱后也不可能“散布”什么。因为很快穆木天的家就被国民党警特人员监视起来。为了避免给组织造成损失，他和我母亲彭慧二人就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监视解除），埋头在家里整理文稿、写作、翻译。1935年至1937年陆续出版的《法国文学史》《平凡集》《人间喜剧·总序》《欧贞尼·葛郎代》（今译作《欧也妮·葛朗台》），以及后来收入《流亡者之歌》的一些诗作和其他一些短篇译作，都是穆木天这个时期的作品。正如蒲风在《诗人印象记·穆木天》（《中国诗坛》1937年第1卷第4期）一文中所写的：“他（穆木天）为了新诗歌运动的蓬勃发展得不到当局的谅解，曾一度蒙受了黯室之灾。但是，出来后，致力于译作，并没有为了生活而涂污了心……今年，抗战声中，他活跃起来了，好多救亡歌词已出现在《救亡日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