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欧美学者在资料占有上常胜于我们的学者，而他们真又长于理论分析，则我们的史学还有多少竞争力呢？不过，据我的了解，这方面也有所误解。实际上，在所有的人文和社会学科之中，西方史学对“理论”的抵御既是长期的，也是最“顽固”的；前两年这一现象便曾引起美国史家的讨论，而且仍未出现史学应该更加“理论化”的共识。
倒是我们中国的新史学，反更重视理论。这也有较长久的历史渊源：以乾嘉朴学为表征的清代汉学，是在反抗理学专重“义理”的倾向中树立起自己的学术正统地位的，到了道光、咸丰时期，复因拙于“义理”而走向衰落。既然义理为重，以文字训诂见道的“汉学”就不得不逐渐从中央退居边缘，结果道咸以降的学问大家（即使是宗“汉学”者）都特别重视义理。在讲究义理的倾向下，中国“新史学”从20世纪初年开始即以追求历史规律性解释为目标，这对整个20世纪的史学有着虽或隐或现但其实相当深入的影响。后来“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观念的提出，以及相当时期内对此的争议（注意：许多争议侧重的并非“是否”要以论带史，而是“怎样”以论带史），都提示着重理论轻史料倾向的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