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法自唐开元后，迄未能整顿（两税只可云整顿税收，不可云整顿田制）。加以唐中叶后，藩镇割据，竞行剥民之政，豪强乘之兼并（丧乱之际，豪强兼并最易。其故约有数端：田多荒芜，乘机占为已有，一也。贫者无以自立，或迫于苛税，弃田而去，亦为豪强所占，二也。乱时民或弃农，田益易荒，三也。暴政皆择小民而施，民不得不托庇于豪强，四也。吏治苟简，莫能摧抑豪强，且或与相结托，五也），故宋时农民，困苦殊甚。《宋史·食货志》述其情形曰：“太宗时，比年多稼不登，富者操奇赢之资，贫者取倍称之息，一或小稔，富家责偿愈急，税调未毕，资储罄然。遂令州县戒里胥乡老察视，有取富民谷麦资财，出息不得逾倍，未输税，毋得先偿私逋，违者罪之。”又曰：宣仁太后临朝，司马光抗疏言农民疾苦曰：“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其言可谓哀切矣。仁宗时，曾下诏限田，未几即废。景祐时，谏官王素言天下田赋，轻重不等，请均定。欧阳修亦言：秘书丞孙琳尝往洺州肥乡县，与大理寺丞郭谘，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愿诏二人任之。三司亦以为然。且请于亳、寿、蔡、汝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谘蔡州括一县，均其赋。既而谘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嘉祐五年，复诏均定，遣官分行诸路，才数郡而止。神宗熙宁五年，乃重修定方田法，诏司农以《方田均税条约并式》，颁之天下。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墟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帖，连庄账付之，以为地符。均税之法，县各以其租额税数为限。若瘠卤不毛，及众所食利，山林、陂塘、沟路、坟墓，皆不立税。令既具，以济州巨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自京东路行之，诸路仿焉。至元丰八年，乃罢（时天下之田，已方者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九顷）。徽宗崇宁三年，蔡京请诏诸路提举常平官选官习熟其法，谕州县官吏，以丰稔日推行，自京西、河北两路始。五年，罢。大观二年，复诏行之。四年，罢，其税赋依未方旧则输纳。政和时，复行其法。宣和二年，又罢之，并诏自今诸司，毋得请方田。盖徽宗时所行新政，率皆有名无实，故有此诏也。南渡后，兼并之患尤甚，乃有经界之法，然亦罕能实行（唯朱熹行之漳州，赵夫行之婺州，颇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