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进保险公司吗？绝对有保证，知道吗？人们都得买保险，这跟吃饭是一个道理。”
当然了，那还用问，我巴不得要去保险公司上班呢！约翰·切姆爵士在“飞翔的蝾螈”这家保险公司有点儿股份，天知道他还在多少家公司有股份。其中一位手下拿出一个便签本，走上前来，切姆爵士当场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支金笔，唰唰几笔，为“飞翔的蝾螈”高层写了张条子，然后递给我。我谢过他，他继续朝前走，我朝相反方向溜了出去。从那儿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见过面。
这么说吧，我得到了那份工作，或者像我之前说的，工作得到了我。我在“飞翔的蝾螈”干了将近十八年。刚开始我在办公室工作，可现在我已是检查员了，或者说得更漂亮点，已经是销售经理了。一周有几天，我在分区办公室工作，剩下的时间四处旅行，拜访客户（当地销售专员早已把客户名字呈递给我了），对店铺和其他的财产进行估价，不时自己做几个单子。我每周的收入差不多七英镑。严格来说，我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回首往事，我意识到我的真正有价值的生活，如果我的确有的话，在我十六岁那年就已终结。真正对我产生影响的事，一桩桩，一件件，都发生在十六岁之前。从某种意义上讲，事情仍在发生——比如战争，我去“飞翔的蝾螈”上班时，它仍在继续——这么说吧，他们都说快乐的人是没有过去的，在保险公司上班的人也没有过去。从那天起，在我经历的事情中，再没有哪一件是能用“事件”这个词来描述了，除了大概两年半之后，也就是1923年初，我结婚了。